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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在专家们将青铜起源地定位在土耳其，并设定青铜由西至东的传播路线里，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断裂的现象，即：青铜若由西至东传播，那么南疆的塔里木盆地是其必经之地，但这些年，在这区域的考古发掘中，青铜却是一个空白。这就是说，可能并没有经过这一区域传播，进而可以推论出中国的青铜或与土耳其没有多少关系。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否认这条路的存在。
1819年，丹麦国家博物馆汤姆森提出“三期说”，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种说法在后来得到了广泛认可。
青铜是红铜（纯铜）与锡或铅的合金，因埋在土里后颜色因氧化而青灰，故名青铜。青铜出现后，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青铜时代是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自有了青铜器，人类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物质生活条件也渐渐丰富。
然而，青铜器起源于哪里呢？长期以来学界有着不同的说法。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是：目前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青铜器是由西亚起源，逐步向外扩散传播的，认为冶金术这样重大而复杂的发明在人类发展史上不可能是多元起源。与这种说法相伴的还有一个历史名词：青铜之路。
目前，学界对青铜之路的大致定义是这样的：青铜之路与丝绸之路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青铜之路活跃于夏商周三代，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丝绸之路繁忙于汉唐宋元时代，史不绝书，主要是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两者先后相继而方向相反，可以说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取代了青铜之路。
这就是说，人们可以把青铜之路理解为青铜传播的线路，同时，研究表明：青铜技术的传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与羊、羊毛、牛、牛奶、马、马车等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青铜之路将欧洲和东亚纳入了以西亚为中心的古代世界体系，丝绸之路又加强了东亚与西亚、欧洲的联系。只有将丝绸之路与青铜之路相结合才能全面系统地理解欧亚大陆文化的形成及其相互交流与互动的历程。
然而，就单纯的青铜传播而言，果真是这样的吗？近年来，随着考古的更多发现，人们似乎可以给青铜由西向东传的播，给出这样3个字：不一定。
在以往“一定”的概念里，有这样3种说法：1.没有证据表明东亚的青铜器早于西亚；2.没有证据表明东亚和西亚的青铜冶炼技术有什么不同；3.没有证据表明东亚、西亚之间有不可逾越的自然或文化壁垒（易华《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丝绸之路杂志，2019年02期）。与之对应的详细说法是：
1.尽管有人将中国的青铜时代推到了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亦有人将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看成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就算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已进入了青铜时代，也比西亚晚了近千年，且不算青铜时代之前上千年的红铜时代。举世公认中国不存在红铜时代，《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也没有这一条目；龙山文化、红山文化是典型的东亚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2.曾经有人认为青铜铸造西亚用的是失蜡法，而中国用的范铸法，在技术上有本质不同。事实上，西亚几乎同时发明了范铸法和失蜡法，东亚亦同时使用范铸法和失蜡法。考古学界流行一种假定，即自古存在一个以礼器或容器为特色的中原或中国青铜器传统，到了后来才受到北方或外来青铜文化的影响。事实上，东亚早期青铜器均无特色可言，只不过是西亚或中亚青铜器的翻版而已。只有到了商周时期中原青铜器才独具特色。这是技术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分化现象。
3.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似乎东亚、西亚之间相距万里，会妨碍古人的迁徙和交流。其实东亚和西亚通过中亚紧密相连。古代的草原如同现代的海洋，千山万水不仅不会阻碍人类的迁徙，而且有利于文化的交流。现代中国与西亚接壤，可以说是零距离。欧亚大陆通过青铜与丝绸之路形成一体，并不存在明显的自然或文化的分界线。
因为这些说法的存在，学界把青铜器由西亚传入中国的中间群体定为了吐火罗人，也就是说西亚的青铜器是通过吐火罗人传入中国的。吐火罗人就是常见于中国古代史籍的月氏人。我们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月氏人属于远古概念上广义的中国人还是印欧人。现代科学家通过人种基因学的分析，偏向将它们定性为印欧人，但在我国古代的史籍里，却找不到印证这一分析和定性的答案。余太山认为允姓之戎、大夏、禺氏可以分别溯源于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且与月氏人关系密切，但不能排除他们属于印欧人的可能。很显然地，这里面存在着以人种定性部落群体甚至国家概念的现代思维，道理很简单，人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种基因问题，就将远古华夏地理范围之内的“中国人”推到国门之外。这不仅不科学，也不合理。
在青铜的传播路线里，专家们将其起源地定位在了土耳其：距今6000年左右，土耳其东部地区的冶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并扩散到周边地区，这一地区普遍出现低水平砷铜。距今5500年，普遍开始有意识地生产砷铜等铜合金。距今5000年左右，西南亚出现了锡青铜，几百年后，欧洲中部和亚洲中部也出现了青铜的浇铸，标志着冶金技术的一大飞跃（《西方因素和本土创造——中国早期冶金技术传统的形成》，中国文物报，2015年1月9日）。
这段文字的核心意思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青铜的出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在这个时间段上，人们至少可以拿中国境内的3个青铜遗址或文物进行比照：
1. 姜寨遗址。我国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以仰韶文化遗存为主的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临河北岸。1972—1979年发掘。这里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铜制品，黄铜残片的出土地，经检测为冶炼所得，距今6500—6700年历史。
2. 林家遗址。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城锁南坝西12公里东塬乡林家村北，大夏河南岸台地上。1976年发现，1977-1978年发掘。这里出土的单刃青铜刀是已知的中国最古老的青铜器，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青铜刀。此刀长12.5厘米，为单范铸成。没有槽及环首等成熟的后世刀具才有的部件，在刀具形成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经碳14鉴定距今约5000年。
3. 通天洞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乃县，2014年被发现，当时初步判断是青铜器时代遗址。2016年、2017年经过两次发掘，发现遗址一个洞穴里的文化积层从早期铁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一直到旧石器时代，可以将年代推至四五万年前。该区域将继续发掘。考古人员清理到遗址第7个文化层时，发现了3个灶坑，并在灶坑内发现了一件铜管残件。经初步检测显示，此残件的成分是铜锡合金，即青铜。距今5000多年（《新疆通天洞遗址发现5000年前青铜器》，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11日电，记者张晓龙、周晔）。
这些遗址的发现，尤其是通天洞遗址的发现，分明可以为长期以来，学界这样的一种说法画个问号：土耳其是世界上最早掌握金属冶炼技术的地区，中国相对稍晚却紧跟其后。也就是说，中国的青铜器不见得“稍晚”于土耳其。另外，由于过去我国与青铜相关的早期考古发现较少，一些人说林家遗址出土的青铜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为中国的青铜技术起源与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但面对通天洞遗址，这种所谓的想象空间被大大地缩小了，甚至为中国青铜器的传播与起源画出了自己的线路图，让林家遗址的青铜刀不再孤单，不再偶然。
同时，我们留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目前，在河西走廊发现的史前早期青铜器冶炼遗址有张掖市西城驿遗址、酒泉市古董滩遗址以及金塔县的缸缸洼、火石梁、二道梁等遗址。尤其是西城驿遗址的冶铜活动从马厂文化晚期直至四坝文化早段，出土铜器的材质有红铜、砷青铜、锡青铜、锑青铜，“冶炼技术流程中存在相应的合金炼制技术，已进入从红铜—砷铜合金到锡青铜的青铜时代早期阶段，应为河西走廊的一处冶金中心”。
这些考古的发现被刊登在2017-03-03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作者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连银，文章标题是《从红铜到青铜：中国北方冶金术源于河西走廊》。张连银还由此推论，中国北方早期青铜器铸造肇始于河西走廊，甘肃青铜文化与夏商周青铜文明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同时认为，中国青铜技术源于中国本土而非欧亚草原，青铜技术由河西走廊东传中原。
这样一来，中国青铜器的传播线路图已经非常明晰，只是张先生在发表这一学术研究成果时，新疆通天洞遗址铜管残件的发现还没有被公布，而通天洞遗址很可能又将中国青铜的起源地或者源头推至新疆吉木乃县一带。
吉木乃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准噶尔盆地北缘，萨吾尔山北麓，额尔齐斯河南岸。地理坐标为北纬47°00′-47°59′，东经85°33′-87°09′。在大的地理区域上，这里属于阿尔泰山南侧的阿勒泰地区。而阿尔泰山是历史上有名的金山，在出产黄金的盛名之下，铜同样是这里的矿藏和宝藏。在专家们将青铜起源起地定位在土耳其，并设定青铜由西至东的传播路线里，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断裂的现象，即：青铜若由西至东传播，那么南疆的塔里木盆地是其必经之地，但这些年，在这区域的考古发掘中，青铜却是一个空白。这就是说，可能并没有经过这一区域传播，进而可以推论出中国的青铜或与土耳其没有多少关系。
支撑我们这一推论的主要有现实与历史两个方面的因素。现实的因素是：人们常说真金不怕火炼，其实金的熔点要比铜低，黄金为1064.43摄氏度，纯铜（紫铜）的1083.4℃。这就从一定程度上说明，金的冶炼要比铜相对容易一些。而根据史料记载与传说来分析，在远古时代，生活在阿勒泰地区的人们崇拜火与黄金，他们很早就学会了用火与冶炼黄金，将黄金炼成马、鹿等动物的形态，祈求自己的灵魂与身躯在死后能像火一样光芒万丈，能像黄金一样永不腐烂。掌握了冶炼黄金的技术，当然就会掌握炼铜的技术。因此，和林家遗址的青铜刀一样，通天洞遗址的铜管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们都在中国青铜的历史里，闪光着文明的光辉。
历史的因素是：《晋书·列传第六十七》的记载中说，“大宛国去洛阳万三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余城……其俗娶妇先以金同心指钚为娉，又以三婢试之……善市贾，争分铢之利，得中国金银，辄为器物，不用为币也。”意思是大意是大宛国流行试婚，还流行以戒指做娉礼，很会做生意思，还把从中国得到的金银做成器物，不当货币使用。
《晋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与洪荒的远古时代比起来要晚得多，但在此不难看到中国之金银对大宛国人文风俗影响之深远，而这种深远不是一天两天或者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中国的金银从中国哪里来？在联想到盛产黄金的阿尔泰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从阿尔泰山至大宛国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一路山山水水，却没有一座山就同阿尔泰山大量出产黄金的。
和专家们设计的青铜的传播路线一样，或者说是在丝绸之路取代青铜之路以前，在由阿尔泰山向西存在着一条“黄金之路”。今天吐鲁番地区发现的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出土大量的黄金就是最好的证明，鱼儿沟墓地就出土了大量的黄金，说明当地的土著民族天生崇拜黄金，以收集黄金为乐。“黄金之路”与后来的丝绸之路的线路大致相同，和青铜之路一样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但却不能否认黄金在其上的传播。
这段史料没有告诉我们土耳其的冶铜技术来自阿尔泰山的冶金技术，也不可如此臆想，但从我国境内的众多青铜遗址及文物的年代上看，又不得不相信冶金术多元起源的可能性。面对历史，人们不能总一味相信西方学说，而忽略了研究自我。另外，在中国青铜器由新疆、河西走廊向中国内地传播的过程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遗址停留在中国青铜器传播的线路图上。
这个遗址叫照壁山铜矿遗址，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镇罗镇以北，为我国西北最古老铜矿遗址之一，由古矿洞、冶炼遗址和居住遗址三部分组成，1987年被发现。在遗址方圆约1公里的范围内有古铜矿27座。矿洞入口有竖井式、斜坡式、平行坑道式三种。为进一步研究我国西北地区“青铜文明”的产生、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
照壁山铜矿遗址的意义在于，就地理的角度而言，它的位置正好处于我国青铜器的两个重要区域之间，一个是宝鸡，一个是鄂尔多斯。宝鸡被誉为“青铜器之乡”，并不是因为青铜器最早起源于此，而是自汉代以来，这块土地上就不断有青铜器出土，历代不绝。中国还没有哪块土地曾如此密集、如此持久地出土过青铜器。铭文中首次出现“中国”字样“宅兹中国”的何尊就是宝鸡青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鄂尔多斯青铜器”又称“北方系青铜器”或“北方青铜器”，并不是专指鄂尔多斯出土的青铜器，至少可以分为东、中和西三个大区。东区是指包括赤峰、辽西和冀北的燕山南北地区；中区主要指晋陕高原、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地区和凉城岱海地区；西区主要包括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等地区。
照壁山铜矿遗址在宝鸡和鄂尔多斯之间，像一道桥梁，期待着人们更详尽、更深入地研究中国掷地也可有声的青铜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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