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生平经历有哪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长故事）

本期提要

出身上流的两位少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生在19世纪普鲁士王国莱茵省，这是当时普鲁士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令人称奇的是，这两位富家子弟、聪明少年，后来在成长中都没有安于父辈为他们设计的职业规划和人生道路，而是走上了“背叛”家庭，“背叛”家庭所属的那个阶级的革命道路。

他们选择了崇高事业

马克思小时候聪明好学，喜欢思考，爱问问题，很受家人喜爱。他没有上小学，父亲就是他的启蒙老师。父亲教授给他的比学校课程更为丰富，既有德文、算术和图画等基础课，而且更注重实践教育，父亲经常带他参观展览、游览古迹，讲述历史故事、分享各地风俗要闻，还常常在睡前给他朗读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作品。

同时，邻居威斯特华伦公爵也经常给他讲述希腊故事和莎士比亚戏剧等。这种自由启发式教育使得马克思视野开阔、知识广博，富有正义感并同情人间疾苦。

度过了愉快自由的幼年和童年之后，马克思进入中学学习，他所读的特里尔中学，至今仍是德国著名精英学校。那里的老师思想活跃进步，学习氛围浓厚，马克思接受了系统教育，不仅学习和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还对古代文学、历史、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文学，他房间里的桌子上和椅子上都堆满了书。他从白天到晚上总是默默地看书和写学习札记。一些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他都很感兴趣，特别是歌德、席勒、伏尔泰、莱辛、圣西门等人的著作。

中学毕业后，马克思选择了离家较近的波恩大学继续求学。他在大学第一学年开销无度，父亲见此情景很是着急，于是在第二学年毅然决定将他转至柏林大学，希望他学习法律，子承父业。柏林大学是学术殿堂，学校内充满了哲学氛围，这使马克思对哲学萌生了浓厚兴趣，成为一名“热爱哲学的法律系学生”。如果按照父亲为他谋划的道路走下去，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法学系毕业后，即可在柏林或者特里尔过上富足的生活。

恩格斯的幼年和童年，同样受到他父亲的影响和教育。在他刚刚懂事时，父亲就用宗教虔诚主义思想严格教育他。后来又把他送到巴门市一所虔诚主义教派学校，从而使恩格斯少年时代精神生活的主导意向是宗教意识。他对宗教笃信不移的态度，曾博得家里长辈和学校的赞赏。

同时，恩格斯在成长过程中还受到另外一种教育，与他父亲的影响完全不同，这种教育主要来自于外祖父及母亲。他的外祖父是荷兰一所中学的校长，精通文学和语言学。恩格斯童年时代有很长时间在外祖父家度过，外祖父不仅辅导恩格斯文化知识，还经常给外孙讲古希腊英雄神话故事，同时还讲哲学家伊壁鸠鲁和孟德斯鸠的故事，朗诵西塞罗的演说和《罗兰之歌》，等等。外祖父的文化素养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恩格斯。恩格斯母亲具有良好的音乐和文学素养，这也是其外祖父培育和影响的结果，她又把这种影响成功地传给恩格斯。

这些影响使得恩格斯既渴望学习文学、历史、哲学等各种人文知识，又特别想做普罗米修斯式的能给人类带来圣火和光明的英雄。

从家庭条件和个人才华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完全有可能跻身所谓的“上流社会”，求得令人羡慕的个人前程。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与“上流社会”总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那么，他们会如何抉择人生之路呢？“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是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写的，从中我们仿佛可以预见他们要选择的道路。

志同道合到永远

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因结识鲍威尔兄弟而加入青年黑格尔派，他们经常在柏林一家小酒馆内举办博士俱乐部，就哲学理论和普鲁士现实展开辩论，在德意志民族擅长思辨的文化氛围中，辩论总是非常激烈。马克思由于非凡的才智、渊博的知识和雄辩的口才，被大家认可。

恩格斯也认识鲍威尔兄弟，在柏林服兵役期间也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却几乎不参与讨论。不巧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在聚会活动上碰过面。

但是恩格斯从好友那里知道了马克思，并由于他们对马克思的高度评价而盼望结识。

1842年11月底，恩格斯到《莱茵报》编辑部见到了马克思，在进行自我介绍之后，他提及鲍威尔兄弟来寻找深入交流的话题。可是，马克思对自学成才的恩格斯十分陌生，他没有柏林大学的正式求学经历，所发表的关于谢林的文章和小册子都使用“奥斯渥特”的笔名。

这使得马克思对恩格斯没有多少好感，只是不耐烦地应付几句了事。这被恩格斯后来称为“十分冷淡的初次会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初次会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除了两人不够了解之外，还有受鲍威尔兄弟和“自由人”影响的缘故。在1842年10月至11月中，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发生了严重分化。布鲁诺·鲍威尔又创建了一个称为“自由人”的学术组织，该组织不关注现实生活，不考察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而是醉心于抽象的哲学论证。1842年10月15日，马克思因卓越领导才能和应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高超技巧使《莱茵报》销量激增，从而升任该报主编，随后便开始了与“自由人”的斗争，由于拒绝了他们稿件，马克思和鲍威尔兄弟的关系破裂。

目前流传下来的书信表明，恩格斯与鲍威尔兄弟虽然经常通信，但他并不知道马克思和“自由人”之间因《莱茵报》用稿事宜产生的纠纷和冲突，所以在和马克思见面时还提及了鲍威尔兄弟。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相互吸引，并结下真挚友谊终生合作呢？1843年9月，恩格斯给《德法年鉴》编辑部寄去了一份稿件，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负责审稿的正是马克思。

恩格斯这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将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思想融合在一起，并将社会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高度评价了恩格斯这篇文章并称其为“天才大纲”，从此改变对恩格斯的最初印象。马克思在早年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称《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为“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在《资本论》中至少4次引用。与恩格斯这篇文章同时发表在《德法年鉴》第一、二合刊号上的，还有马克思的两篇文章，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恩格斯在拿到杂志样刊阅读马克思文章后，开始意识到鲍威尔兄弟在理论上的巨大缺陷，并从马克思文章中看到了革命前景和希望，领会了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必要性，从此改变了对马克思的印象。

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两个伟大的思想家对基本理论问题与实际斗争策略的看法竟然高度一致。1844年8月底，恩格斯在巴黎逗留10天，与马克思深入交流，由此开始了两人毕生的亲密合作和伟大友谊。

合著《共产党宣言》

1844年9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神圣家族》一书，批判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1845年至1846年间，两人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这部著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系统的阐述。1845年，恩格斯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一次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必然推动它去争取自身的解放，而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184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各国的社会主义团体建立联系，宣传科学社会主义。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应邀加入德国工人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并积极参加它的改组工作。恩格斯出席同盟在6月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大会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把旧的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1848年，欧洲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为德国无产阶级制定了行动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他们立即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恩格斯除协助马克思创办《新莱茵报》之外，还参加南德和爱北斐特地区保卫革命成果的几次激烈战斗。

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公开树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这个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

奇迹在东方

马克思主义的东渐过程是先俄后中。

俄国作为一个历史上具有革命传统的国家，进入19世纪以后便不断出现社会性革命运动，使整个社会始终处于飘摇动荡和革命风雨之中，成为马克思主义扎根的土壤。

马克思主义东渐萌芽，始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革命民粹派的研究和传播，又为马克思主义东渐俄国提供了理论条件。最终，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和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家，对俄国具有自发革命觉悟的劳动群众开展持续高效的理论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在开启其民族化历史进程的同时，终于实现了“俄国化”的历史使命。

1899年，《万国公报》第121期上刊载了署名“英士李提摩太译，华士蔡尔康属文”的《大同学》一文，提到“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报刊，但误认为马克思是英国人。

此后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留日学生及知识分子成为翻译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军。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称“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在1903年11月2日至12月4日《新民丛报》第40至43号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称马克思主义之学理“实为变私财以作共财之一阶梯”；在1904年2月《新民丛报》第46至48号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者也”的主张。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开始研究、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并有意识地将之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阵地，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和演说，还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每周评论》，刊载摘译《共产党宣言》。《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译介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著作。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部分著作中译本开始出版，如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真理的光芒与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留给我们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始终闪耀着穿越时空的真理光芒。

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重要贡献，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作了高度概括：“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

这是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等。

科学思想是人类独有的精神瑰宝。马克思主义穿越百年历史风云依然熠熠生辉，释放出强大思想力量。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来源于它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始终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