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人物关系图（解读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的形象）

文/马家骏

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高度概括了公元1600年左右英国的生活现实，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的黑暗，抨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无耻罪行。同时塑造了哈姆雷特这个光辉的人文主义者的形象，表现了莎士比亚高度的戏剧艺术才能，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个剧本所讲的事迹，最早见于丹麦编年史家葛拉马蒂克斯的《丹麦史》（1200年左右）。在年轻王子为父报仇而杀叔的故事中，表现出的是中世纪道德范畴的思想。16世纪70年代法国作家倍尔弗尔改编了这一故事；继之，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英国剧作家（相传为汤姆斯·吉德）写过关于哈姆雷特的剧本（约1589年），在伦敦上演。莎士比亚于1601年用这一题材创作了《哈姆雷特》，作者用新的人文主义观点来处理王子复仇的问题，使流血的复仇剧变成了对时代矛盾作出高度的社会概括与哲学概括的悲剧。这种高度的概括，在剧中是通过中心人物哈姆雷特及其活动来体现的。作者的人文主义思想主要也是通过这一形象来体现的。

哈姆雷特在身份上，是12世纪丹麦的王子。然而，作家故意地让12世纪的人去求学于16世纪作为人文主义堡垒的德国威登堡大学，读16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摩尔写的《乌托邦》一书。这个“时代的错误”说明，哈姆雷特在精神上实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典型。这是莎士比亚全部剧作中一位非常出色的形象。

这里“人文主义者”一词是在借用意义上使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主要是指与研究神学相异的的人文学的学者。这些学者通晓各种学问，反对宗教神学对人精神的控制，把人间世俗生活的合理追求作为人的权利来肯定，于是以人权抗拒神权、用人道反神道、以人性论代替宿命论的思想传播开来，打破中世纪的封建禁锢，这样客观上就便利了资本主义生产民的旗帜在奋斗。我们习惯上把18,19世纪的人文主义译成人道主义，而把14到16世纪的人道主义译成人文主义，以示时代内容的区别。

我们说哈姆雷特是人文主义者的典型，不是说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者，而是说他具有人文主义者的思想精神，他的奋斗同当时人文主义者的斗争是同步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中说：“这（按：指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①哈姆雷特在精神上，同达·芬奇、丢勒、马基雅维利、路德是相近的。莎士比亚通过莪菲丽雅的口赞美哈姆雷特是“一世的英才，朝廷人士的眼睛，学者的舌头，军人的利剑，国家的期望和花朵，风流时尚的镜子，文雅的典范，举世瞩目的中心”。的确，哈姆雷特是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人。从他同戏子的关系、对掘墓人的态度、同卫兵的来往，也可以看出这是受广大人民爱戴的王子。

在剧本开始时，哈姆雷特对世界、对生活有纯洁美好的想法。他觉得天地是一幅大好框架，天空是一层镶嵌了金黄色火点子的美丽的帐幕，而“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整，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智慧，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然而这种肯定人的作用的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深刻的矛盾。他的父亲死于非命，不到两个月母亲就又结了婚，自己的王位被叔父篡夺。他接触到黑暗的现实，他怀疑“人”的价值。就在上述那段肯定“人”的独白后半段，却说“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他的思想在矛盾中。开始他是要报个人的私仇。但是仇人却是社会黑暗势力的代表，封建统治使社会成为苦难的深渊。他认识到世界“是一所监狱，里面有许多禁闭室、监房、暗牢，丹麦是里面最坏的一间”，认识到“时代整个儿脱节了”。这种由个人仇恨向社会意识高度的提升是合乎逻辑的。有人说，哈姆雷特只是报私仇，又怎么说起了要担负起“重新整顿乾坤”的重任？这是作者加上去的。其实，那些也是合乎人物性格逻辑的。因为：（1)哈姆雷特正是由于私仇和个人的不幸，才使他不再用天真的眼光看世界，不再把世界上什么都看得很美妙。从此，他更多注意社会的黑暗与不正义、不公平。这是自然的事。哈姆雷特愤慨于“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苦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是他实际生活观察所得。不能说这就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第六十六首的翻版：“无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纯洁的信义不幸而被人背弃，金冠可耻地戴在行尸的头上，处女的贞操遭受暴徒的站辱”，而是诗人的概括。如果以为哈姆雷特对黑暗的控诉是诗人杜撰与移植的，那么哈姆雷特就成了“传声筒”，不是出自性格的控诉。还是应该如实地认识到：是哈姆雷特精神发展中对社会黑暗的观察与控诉。(2)哈姆雷特的个人的仇人，正是人民的仇人，是封建专制暴君，是黑暗势力的总代表。因此，他报私仇同重整乾坤是有联系的。（3)哈姆雷特是人文主义者。固然，人文主义学说的核心是个人，但不能视哈姆雷特是几百年后文学中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文艺复兴时期先进的人文主义者要为社会进步做些贡献、进行奋斗，并不都纯然出于自私的目的。他的理想、意愿和行动，尽管有局限，但确实是真诚的。哈姆雷特愿意或者不得不承担起重整乾坤的重担，把替父报仇与改造现实结合起来，正表明着哈姆雷特这位人文主义者精神性格的可贵。

当然，哈姆雷特由报私仇到改造现实这一思想意愿的升华，不是直线的、顺利的。他感到了黑暗势力的强大，更感到自己力量的单薄。他内心的矛盾在加剧，甚至想到“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人文主义的内在矛盾交织在他内心矛盾之中：“要作到高贵，究竟该忍气吞声来忍受狂暴的命运矢石交攻呢？还是挺身反抗无边的苦恼，扫它个干净？”由哈姆雷特这种内心矛盾，我们也可以说，他对黑暗的控诉与下斗争决心，是人物性格的组成因素，而不是诗人为拔高人物而付给他超乎逻辑的时代重任或填在人物嘴中以许多的诗人的豪言壮语。

哈姆雷特在内心斗争中又决意挺身反抗；而这反抗又夹带着内心的斗争。那种把哈姆雷特的内心斗争与决心反抗分成为前后两个阶段，认为后者为前者的结果，势必割裂人物性格内在冲突与人物外部行为同反动势力冲突二者的交织融合。重了前者，则把哈姆雷特看成软弱的懦夫，把结局的反抗视为盲动。重了后者，则把哈姆雷特看成战士。阶段论的辩证发展观就代替了复杂的、人物精神与行动二者之间的矛盾以及二者各自内部的矛盾的辩证统一。

哈姆雷特是思考者，也是行动者。他在孤军进行反抗。不过，在强大的黑暗现实面前，他采取的是装疯的手段。这一方面显示着人文主义者的孤单，另一方面也是人物聪明才智的显现。装疯则既可以麻痹敌人，又便于窥探对方的虚实，相反，使敌人却不了解己方的真伪。于是，他在迷惑敌人，又借癫狂，发出对黑暗社会的诅咒。然而，哈姆雷特在行动上并没有具体步骤，他敢怒敢恨而不能及时动手。这种延宕，一方面是他深思熟虑，推求最佳复仇手段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他性格弱点的表现。以为哈姆雷特的悲剧，只是时代的悲剧，是庞大黑暗势力加害他、吞噬他的结果，这只是说对了一半。的确，哈姆雷特身上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它在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冲突。但人文主义者中有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英雄战士如闵采尔，也有处在矛盾中、缺乏人民支持的，如胡登这类人。哈姆雷特不是被历史家所描述的那种在斗争旋涡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而是被艺术家所刻划的形象。尽管后人理解这个人物是胆小鬼或英雄战士各不相同，但莎士比亚刻划的哈姆雷特不是单一性格倾向的简单号筒。哈姆雷特既是时代造成的悲剧人物，但他内在缺点也是促成这场悲剧的原因。甚至连哈姆雷特自己也了解自己的弱点，他感到自己是“一个糊涂颟顸的家伙，垂头丧气……只会空言发牢骚”。哈姆雷特顾虑重重、苦闷、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有伟大的抱负却缺乏实际有效的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不仅没有丹麦王子的优郁，而且也没有王子本身”‚，其中显示着革命导师对哈姆雷特性格的这个方面的理解。王子和忧郁是紧密相联的。王子的优郁是哈姆雷特悲愤而软弱的体现。这种悲愤与软弱的特点概括了个人反抗者的某种典型特征。“哈姆雷特性格”就是指这一方面的特征，它已成了普通名词。也可以说，哈姆雷特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多余的人”。至少，屠格涅夫的《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一文里，是这样理解的。尽管只看重了哈姆雷特的软弱一面，有片面性，但是说中了人物性格的某些特点。

哈姆雷特并不是“犹豫疑虑”这个概念的化身，也不是这种普遍人性的表现。他那些特性是性格的内容，是性格复杂性的一个方面。哈姆雷特性格之复杂，不仅在于有内在矛盾，也在于它是处在发展变化中的。哈姆雷特不是仅仅停留在忧郁上。现实在教育他，美的、丑的，都在教育着他。好朋友罗森克兰兹背叛了友谊，情人莪菲丽雅也成了落后势力的俘虏与工具；善良的艺术家们被排挤得到处漂泊，这使他震惊。到处是不公正，官吏在横行，这使他忿恨。最后增加了他消灭罪恶、矫正时代的责任感，逐步在坚强起来。而此时，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在包围着他。他被打发去英国，却钻进别人设的圈套。待到在中途发现阴谋、铲除奸王帮凶，返回丹麦，他岂能不振作起来？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为父报仇的行动，早就影响了他。哈姆雷特从率兵侵略波兰的挪威王子身上吸取力量，从他人之英勇而深惭自己的无能，他岂不振奋起来？现实在逼着他走向战斗。尤其在最后，自己受伤已无生存希望之际，哈姆雷特成为了不仅用舌战斗、而且用剑战斗的“巨人”，在剧烈地搏斗中消灭了集中代表罪恶的反动国王，连自己也同归于尽，这是生活摆给他的斗争之路、毁灭之路，而绝不是一时的冲动或盲动。哈姆雷特面对广大无边的黑暗现实，他就不能不曾经迟疑不决和最终去同敌人决一死战。我们不能苛责他脱离反封建的广大群众和他贵族出身决定着的他性格的软弱，而应该看到作为当时反抗旧势力、探索实现其人生美好理想的道路的人文主义者，其形象是典型的。

历来对哈姆雷特这个形象及其性格是有各种各样的理解的。当然，下述一些理解，远离莎士比亚，是不足为训的。

18世纪俄国悲剧作家苏马罗科夫按他的理解，用庄严的古典主义诗句改编《哈姆雷特》，以爱情与孝道理性之间的冲突为主题。在这样的悲剧里，真正害死哈姆雷特父亲的是波隆纽斯。哈姆雷特为父报仇的孝道与对莪菲丽雅的爱情相冲突。反之，莪菲丽雅也处在对自己父亲波隆纽斯的孝道同对哈姆雷特爱情冲突之中。剧的结尾是波隆纽斯自杀，哈姆雷特和莪菲丽雅结婚。这种戏是对高乃依《熙德》的拙劣的模仿。

20世纪30年代苏联艺术家阿吉莫夫一反传统地理解哈姆雷特，把那位优雅忧郁的“天鹅绒王子”改成了英勇逼人、精力充沛的乐天派和丹麦王位的夺权斗争者。剧中的鬼魂，是哈姆雷特同霍拉旭两人搞的骗局，为的是把马塞勒斯和贝纳陀拉到自己方面来。霍拉旭模仿鬼的声音喊：“发誓！”每做得过火、有被马塞勒斯识破的危险，哈姆雷特就踢他一脚，不高兴地说：“安息吧，受难的灵魂！”这种删去鬼魂迷信的革命活报剧，是开心的玩笑。哈姆雷特成了弄虚作假的极左派。

除了上述一类，近现代的学者、作家对哈姆雷特这个形象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概括，提出有启发性的见解，有助于后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典型形象。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有些见解，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样一些见解是有代表性的：

19世纪英国浪漫派批评家威廉·赫士列特在《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论》(1817）中说：“哈姆雷特只是个名字，他的言论谈吐不过是诗人大脑随便伪造的。那又怎么样，难道不真实吗？这些话和我们自己的思想一样真实。而这些话的真实性是在读者的头脑中。我们就是哈姆雷特。这个戏具有一种先知的真理，这是高出于历史的真理的。谁若因自己或别人的不幸变得多有思虑和忧郁，谁若是带着一副沉思的愁眉，以为自己‘受了过多的太阳光照’；谁若曾看到白天那盏金红的灯被自己胸中升起的愁雾遮盖得暗淡无光，因而在眼前的世界中只看到一片空虚，其中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事物；谁若是领受过‘失恋的痛苦，衙门的横暴，埋头苦干的大才被作威作福的小人一脚踢开去’；谁觉得他的思想消沉下去，哀愁像病魔那样缠着他的心，他的希望受到摧残，他的青春被怪异事物的鬼魂弄得踌躇不宁；谁若看到罪恶像鬼似地在左右周旋而宁静不下来；谁的行动能力被思想所消蚀，谁若以为宇宙是无限的，而自己算不了什么；谁若因心灵的仇恨痛苦而不计后果，谁若把看戏当作推开、挪开人生种种罪恶的最好办法，把戏当作表现罪恶来嘲弄罪恶的一种办法—一谁就是真正的哈姆雷特。”ƒ这种主观的评价，用读者或观众的感受与共鸣代替了对人物的客观评论。这无异于说，哈姆雷特的忧郁、烦愁、消沉、踌躇，是普遍人性的表现。

德国大诗人歌德在他的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中，写主人公参加剧团，准备上演《哈姆雷特》，对哈姆雷特这个人物进行了分析，其实是作者歌德对这个人物的评价：“现在他真感到意气消沉，现在才真感到孤独，世界上没有一种幸福能够补偿他的损失。他的天性不是悲哀的，不是沉思的，所以悲哀和沉思成为他沉重的负担。……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一个人在我们面前呢？是一个迫切要报仇雪恨的青年英雄呢？还是一个天生的王子，他为了要和篡取他的王冠的叔父决斗而感到幸福呢？都不是！惊愕和忧郁袭击这个寂寞的人；……‘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天生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我以为这句话是哈姆雷特全部行动的关键，我觉得很明显，莎士比亚要描写：一件伟大的事业担负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的身上。……一个美丽、纯洁、高贵而道德高尚的人，他没有坚强的毅力使他成为英雄，却在一个重担下毁灭了，这重担他既不能掮起，也不能放下；每个责任对他都是神圣的，这个责任却是太沉重了。他被要求去做不可能的事，这事的本身不是不可能的，但对于他却是不可能的。他是怎样地徘徊、辗转、恐惧、进退维谷，总是触景生情，总是回忆过去，最后几乎失却他面前的目标，可是再也不能变得快乐了。”④歌德的见解，是典型的“哈姆雷特软弱”论。这显然只说了哈姆雷特性格的一个方面，而且更多是说了前几幕哈姆雷特的表现。它和哈姆雷特后来毕竟奋起搏斗的实际情况，是有出人的。

19世纪俄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反对歌德的“软弱说”，指出：“意志的软弱并不是基本的概念，却只是另外一个更普遍、更深刻的概念的表现，—一这就是分裂的概念。”别林斯基这篇分析莫恰洛夫扮演哈姆雷特这一角色的论文《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1838），从黑格尔的“正一反一合”的唯心辩证法出发，探讨哈姆雷特的矛盾分裂：“哈姆雷特表现了精神的软弱，这固然是事实；可是必须知道，这软弱是什么意思。它是分裂，是从幼稚的、不自觉的精神的和谐与自我享乐走向不和谐与斗争去的过渡，而不和谐与斗争又是走向雄伟的、自觉的精神和谐与自我享乐的过渡的必要条件。……这便是哈姆雷特的概念：意志的软弱，但这只是分裂的结果，却不是他的天性所造成的。从天性上说，哈姆雷特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他的愤怒的讥刺，他的一刹那的情感发作，他和母亲谈话时的充满热情的狂暴议论，对叔父的傲慢的蔑视和无法掩盖的憎恶—一这一切都证明他精力充沛，灵魂伟大。”⑤别林斯基把软弱只看成哈姆雷特性格发展三个阶段中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而从结局上看，哈姆雷特走向雄伟悲壮的光辉境界；从天性上看，哈姆雷特本质是英雄战士。别林斯基所推祟的“莫恰洛夫创造了一个顽强的、富有反抗性的哈姆雷特。这个角色在他演起来完全成为一种发自内心的雄壮的呼声，一种反抗到处看到的不平和要求自由的呼声。观众，特别是年青人，一再用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他的台词”。⑥几乎一百年后，1942年在战争斯间，阿尔明尼亚演员瓦格尔珊演出的“哈姆雷特是非常乐观的。他扮演出来的哈姆雷特是一个手里拿着明亮宝剑的勇敢战士。……‘拿起武器来反抗无边的苦难’。甚至在他把约里克的骷髅拾起来拿在手里的那一场，他也……没有陷人人必有死的忧思之中。……他回想起快乐的童年（约里克曾背过童年的哈姆雷特）而平静地、快乐地笑着。”⑦这种把哈姆雷特理解为天性强有力的乐观勇敢的英勇战士，也就把性格复杂的人物简单化了。

至于屠格涅夫说哈姆雷特是“自我分析和利己主义，因而就缺乏信仰。他整个是为自己而生存，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永远为自己忙忙碌碌”；⑧托尔斯泰说“这个主要人物没有任何性格，……莎士比亚不能、而且也不想赋与哈姆雷特以任何性格”⑨，这些显然是偏颇的。

而弗洛伊德从性变态心理学说出发说哈姆雷特有恋母情结，因而杀死情敌克劳迪斯，是个淫疯子，这就更值不得去提它了，其荒谬是人们一看便知的。

韩愈的诗写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同样，莎士比亚刻划哈姆雷特形象的宏文，或誉之，或毁之，不会使它增光，也不会损伤它半根毫毛。哈姆雷特究竟是懦夫，是战士，还是其他？或者什么都不是？仍可争论不休。只要不从已有成见而从剧本实际出发，不从个别字句或场面而从全剧出发，议论总是会逐渐与哈姆雷特形象本身吻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