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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最美国道”川藏线上,有这样一座桥,横跨山谷险峻无比,它曾是国内唯一禁止拍照的大桥。
这座神秘的大桥,就是位于西藏昌都境内的“怒江大桥”。
更令人称奇的是,每一辆走过这座桥的车,几乎都会鸣笛三声。有的司机还会点燃香烟,将它抛向桥墩的方向,远处的路沿上也经常摆放着鲜花饮料,似乎在祭奠谁。
这些颇具神秘色彩的举动用意何在?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一切要从修筑川藏公路说起。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西藏仍然是全国唯一没有通路的地方。长久以来,从内地到西藏只有可供骡马通行的崎岖小道,沿途遍布冰川激流与雪山峭壁,往返一次需要一年之久。
1950年,为和平解放西藏,毛泽东主席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
同年1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接到中央电报,要求军队迅速集结整训待命。这支刚刚在成都战役中立下丰功伟绩的队伍,原本被安排在川南成家立业开展建设工作。
部队里一时猜测纷纷。有人说也许是部队战斗力强,要被调往北京做警卫团,有人说这不可能。然而数万将士没想到,等来的命令是让他们进藏修路。
西藏既是边防前哨,也是战略屏障,而修路对进藏大军而言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
“命令面前无二话,始验疾风知劲草”,英勇无畏的十八军很快完成了从安家川南到进军西藏的思想转变,整装待发向西挺进。
队伍分成了两支,先遣部队承担战斗任务,支援部队承担修路和补给任务。仅参加筑路的就有10万余人,除十八军外还有两个施工局及大量藏汉民工。
当时汽车最多只通到雅安,再往前就得徒步行军,补给物资全凭人背马驮。进藏大军一天也未曾耽搁,日以继夜抢修奋战。短短10个月的时间,就修复了从雅安至马尼干戈687公里公路。
在世界屋脊筑路,难于上青天。往前要想打通从甘孜到昌都的路,首先得攻克金沙江东岸的雀儿山。
有句俗语说“爬上雀儿山,鞭子打上天”,这条横亘在筑路大军面前的雪峰,平均海拔高达5000多米,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山上覆盖着一层两三米厚的冻土。
战士们先要砍伐树枝烘烤冻土,然后再用大锤和钢钎打出炮眼,最后再进行爆破。极寒的温度下,手一触碰到金属就会粘住,抡锤打钢钎使劲往下砸,战士们的虎口都被震出了血。
在空气稀薄的极寒之地,生活条件无比艰苦。饭还没吃完就冻住了,一觉醒来连头发结了冰,连鞋子都冻得硬邦邦穿不进去。
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光是活着就很困难了,更何况还要完成高强度作业,有不少战士因患上肺炎而牺牲。
一位炮班班长张福林在负责装药爆破时,不幸被忽然滚下的巨石砸中,鲜血当场染红了雀儿山的冰雪。就在抢救时,他坚持不让打针:“我已经不行了,为国家省一剂针吧。”牺牲前,他指了指口袋,用仅有的4元5角钱交了最后一次党费。
与筑路大军一同进藏的还有1100多名女兵,担任着后勤、医疗、文艺慰问等至关重要的任务。在恶劣的高原环境下,这些女青年和男同志一样背负着沉重的行囊,翻越雪山,踏过冰河。
河水冰冷刺骨,女兵们脱掉鞋袜趟水,脚底会立刻粘上了小石子,等上岸用手拨下来时,石头连着皮肉一拔一个坑,满脚都是血。有些女兵正值经期,渡河时身后一片血水,不少人因此患上妇科病。
甘孜州的一位藏族女同胞,牵着牛马同邻居一起加入了支援筑路大军的运输队伍。牛累得走不动了,她就自己背起50公斤重的物资继续前进。
“解放军远离家乡和父母,千辛万苦到这里来,是为我们藏族人民求解放、谋幸福,我们不能叫解放军挨饿。”这支由藏族妇女组成的运输队,在高山悬崖间来回跋涉,顺利完成了100多次运输任务。
正因为有这样的战士和英雄部队,任何艰难险阻都拦不住筑路大军。在1952年来临之前,雀儿山终于被打通了。
再往藏区深入,难题再一次摆在筑路大军眼前。
当时国内还没有准确翔实的地形图,为了找到合理科学的筑路路线,只能靠战士们用双脚一步步去丈量和勘测。
1951年春天,数十支勘察队陆续出发。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走遍了杳无人烟的陡壁悬崖和原始森林。
冬天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山顶上,战士们困得不行也只能靠着崖壁打盹;夏天在多雨的森林里,他们不得不忍受着蚊虫叮咬,还要提防野兽;由于中央下达了“不吃地方”的指示,缺粮了部队就挖野菜充饥。
其中一支勘察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翻越200多座高山,跋涉了1.5万多公里,步步艰难堪比万里长征。等他们回到部队时,人人都衣衫褴褛,面黄肌瘦。
正是这些勘察队员们勇往直前的献身精神,为路线规划取得了第一手宝贵材料。
从昌都到拉萨,有两条路线可选:北线地势平坦,沿途多为牧区,但海拔较高;南线地形复杂,沿途多为农区,海拔较低。
究竟是走北线还是南线?为慎重起见,领导决定向上级请示。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经过深思熟虑,果断选择了南线:南线海拔低,资源丰富,方便就地取材,更重要的是符合藏族人民的长远利益。
1953年初,毛泽东主席挥笔在“关于康藏公路定线的报告”上写了六个大字:“同意此项意见”,并最终确定了1954年底前通车至拉萨的期限。
公路的走向已经确定,然而另一道难关又挡住了去路。
筑路大军一路挺进到了怒江东岸,只见四周崖壁几乎垂直于地面,江水激流奔腾咆哮。这里是被藏胞称为“猴子难攀援,野羊也不敢下山喝水”的天险之地。
当年勘察队经过时正值汛期,纵使历经千辛万苦也未能渡江,只能在设计图上画了条虚线代替。没有具体的可行的线路,筑路大军只得一边摸索一边开工。
要架桥就要先渡江,而唯一可用的交通工具,只有简易的皮筏艇。
第一次渡江,七名战士挤在一条皮筏艇上,不料湍急的水流和迎面而来的巨浪将船掀翻,五名战士瞬间落水,再也没能回来。其他战士们眼睁睁看着昔日的战友被无情的江水吞噬,却无能为力。
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工程师发现可以借助江心漩涡的推力将皮筏艇推到对岸,但这需要严格控制乘坐皮筏艇的人数,并且这么做需要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
一位叫李文炎的战士自告奋勇要独自下江。他是落水牺牲那五名战士的班长,事故发生后,他一直为此自责不已。
这次,战士们在李文炎的身上系了条粗麻绳。如果成功渡江,可以将麻绳系在对岸做成索道;如果遇到危险,靠麻绳可以及时将他从水中拉上岸。
下江后,随着皮筏艇越来越接近漩涡,回流产生了一股巨大的推力,这时稍有不慎小艇就可能倾覆水中。李文炎瞅准时机,当皮筏艇被推向对岸时,他扔下船桨纵身一跃,成功跳到了岸上。
后来战士们用麻绳搭了条80米长的简易溜索,人员和物资才终于顺利到达对岸。这仅仅是他们渡过的第一个难关,后面还有更加艰险的工程在等着筑路大军。
怒江西岸四面皆是悬崖峭壁,要找到合适的架桥位置和线路,需要有人攀崖勘探。
副排长崔锡明挺身而出,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徒手攀上悬崖,最后在离江面40多米的位置找到了架桥位置。在攀爬过程中,他曾几次从陡峭的山体上滑落十几米,稍不留神就会粉身碎骨。
等他再次出现在战友们面前,身上全是血痕,只剩了一条内裤。在攀崖过程中,崔锡明需要将身体紧贴在峭壁上,又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只得衣服裤子全部撕碎拧成了救援绳。
想要山体上施工,必须有可供站立的通道。战士们将绳索系在腰间,一边攀爬一边将钢钎打入峭壁,再拿绳子做连接,开凿山体时便站在这些绳子上。风一吹过,绳子便随之摇晃,保持平衡都够难了,更别说还要抡锤劳作。
筑路大军们日夜兼程地施工,受伤已是家常便饭,不少人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
负责炸山架桥的许多战士都被落石砸进了怒江中。其中有一个排的30多名战士全部牺牲,最后任务完成的时候,悲痛不已的排长仰天长啸,对着滚滚怒江水说了声:“兄弟们,我来了”,便毅然纵身跃入江中。
1953年11月1日,历时6个月的奋战,一座长87米、高40多米的钢架桥横跨在怒江两岸,怒江“天险”终于变成了通途。
1954年,川藏公路如期正式通车。
这条全长2255公里的公路,由11万筑路大军,历时4年零8个月建成,创造了公路史上的奇迹。
而在川藏公路的两旁,却从此长眠了3000多名将士和1000多位藏汉民工,平均算下来,每修通1公里就要牺牲2个人。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黄土一缕魂”,他们是用自己的血肉铺就了这条神奇的天路!
1954年至1955年间,为了加固桥梁,怒江大桥进行了重建。众口相传,一位年轻的战士在修筑桥墩时因过度劳累,不慎跌落到正在灌注的水泥之中,其他人想尽办法也没能将他救出来,最后只得含着眼泪将他筑进了桥墩。
如今的怒江大桥已不复原貌,但那座留存着战士英魂的水泥桥墩还在那里,他孤零零地立在江边,如同一位英挺的战士,守护着怒江大桥。
可惜的是,那位战士的真实身份至今已无从考证。
原十八军宣传部长的儿子提供了一点线索,他曾在一位“老西藏”的回忆文章里看到记载,烈士的名字可能叫刘纪春。此外,原十八军军长的女儿通过多方查证,指出这位战士应该隶属当年负责修建桥墩和架桥的工兵5团。
一个年轻的生命,本该像鲜花一样怒放。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安康,他凋零在了冰冷的水泥桥墩中。
后来每年都会有退伍的老兵回来,站在桥墩边久久不愿离去。
说实话,像那位战士一样的无名英雄太多了,牺牲在川藏线上的几千筑路烈士,留下记录的少之又少,我们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无从得知。
英雄无名,历史有痕,我们不该忘了他们,不该忘了那些为了修建川藏公路付出汗水,付出鲜血,付出青春,付出生命的英雄们!
如今千里川藏线,天堑变通途,以铁路、航空、公路等为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已在世界屋脊织就。
全长7公里的世界海拔最高公路特长隧道,将原来2小时的山路缩短到10分钟。
川藏线两旁焕发着勃勃生机,客栈、饭馆、商店鳞次栉比,沿途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富裕。
长眠在川藏线上的烈士们,和我们一起见证了西藏日新月异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这个“基建狂魔”突飞猛进的成长,这或许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
是他们用鲜血染红了遍地的格桑花,正是因为这些先辈们负重前行,才有了我们今天幸福安定的生活。
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有机会去川藏线上走一走,请一定记得在“朝圣”之路上鸣笛致敬!
为了那个充满激情与奉献的时代,为了11万筑路人的青春,为了3000名烈士的鲜血,请举起你的手,向他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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